从考古研究成果探究其文化风貌
可感可知，走近藏在地下的六朝繁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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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南京日报/紫金山新闻记者王峰
依仗长江作为防御天堑的地理因素，3世纪初到6世纪末，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个朝代相继建都南京，史称“六朝”。六个朝代加在一起，时间也就300多年，却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文明，给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承汉启唐的六朝，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色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？日前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、张学锋及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可维齐聚六朝博物馆，就六朝考古研究成果与六朝文化风貌展开一场深度对谈。
六朝陵园设计
南方善用自然山体北方重“展示”
在中国历史上，六朝是承先启后、继汉开唐的重要转化时期，是中国经济、文化重心南移的过渡阶段，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，给后世留下非常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。
“六朝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不一定是指建都在南京的孙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从对象上讲，有‘南六朝’和‘北六朝’之分。”胡阿祥身兼六朝博物馆馆长一职，他说，在六朝博物馆这个空间来谈六朝，情境感、代入感、融入感特别强。其实早在唐朝，就有不少文人在南京怀古。南京成为世界“文学之都”，离不开六朝这个资源。南京人有一个口头禅：“多大事啊！”这就是典型的六朝人的心态。“文物不能只见文物之为‘物’，也要见文物之为‘文’。”而有关六朝的文物和考古，又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的面貌，让湮没在岁月中的江南六朝文明，逐渐清晰、完整地呈现于我们眼前。
在礼制秩序下被规定得最为严格的帝后陵寝和宗室墓葬，浓缩了一个王朝文化上的秩序规范与世界观。一个王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，可以通过其陵墓的设计理念体现出来：东吴孙权蒋陵，大概位于梅花山西侧斜坡至坡顶地下；江宁上坊东吴大墓，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复杂的六朝墓葬，由封门墙、墓门、甬道、前室、过道及后室构成，前、后室两侧均有对称的耳室，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两个壁龛，其排水沟自墓室内铺地砖下开始伸向墓外，全长达326米；发掘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东晋大墓包括主室和侧室，甬道口均安置了作为祭台的陶案；从西善桥宫山大墓、罐子山大墓、甘家巷萧秀墓等可以了解南朝刘宋帝王陵墓、萧梁王侯墓葬、陈朝帝陵在南京的分布。
张学锋和刘可维刚刚合译出版《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》，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，对深藏地下的陵墓和文物进行扎实研究和细致考证。通过比较发现，南朝帝陵、墓道非常简单，往往开凿在山体上，仅具通道的功能，封土也利用自然山体，形状并不规整。其墓葬本体及其周围，不具有表现陵墓的庄严和仪式的可视化场域。与之相比，北朝晚期帝陵的建设，从外部设施到长斜坡墓道，再到墓室，都作为丧葬活动的场所和活动线路，有一种强烈的“展示”效果。
张学锋介绍说，孙吴到西晋时期，南京地区的大型墓葬往往是前后两个墓室，前面是“客厅”，后面是“卧室”，两边还有两个小房间可以作为储藏间。孙吴到西晋时的大墓就像一个人家的房子，进去以后一个墓道是个“玄关”，然后一个“客厅”，两边有储藏间，一个小门过去以后是“卧室”；但是到司马氏来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后，这样的大型墓葬就全部消失，只剩下单居室的房间，即进门一个换鞋子的“玄关”，进去后一个房间。
对于这样一种现象，考古学界最主要的观点认为，这些改变都是从北方带过来的，大量的北方侨民来到江南以后，把江南原有的丧葬风俗一下子改变了。
小小金属带具跨越江海从草原走向世界
晋式金属带具是晋王朝独特样式的带具，中国一直将其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服饰以及金银器工艺的一种实物。一个小小的金属带具的传播，突显出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。
据刘可维介绍，中国从先秦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腰带叫带钩，是一种钩形的带扣。从战国晚期开始，在中国北方的东胡范围内，包括匈奴，出现了一种一圈镶嵌金属片的腰带，即扣子在中间，其结构跟我们今天的皮带扣差不多。到汉代，这种带具开始变多。
这个腰带是不是只有中国范围内才有呢？显然不是。放眼更广阔的世界，这种带具在斯基泰文明中也很常见。在斯基泰人最重要的一个都城克里米亚半岛，曾发现很多非常大的墓葬，里面就出土了很多黄金器物，其中包括腰上的这种牌状装饰。
中国和斯基泰之间是怎么进行传播的呢？刘可维表示，历史已经很难说得清楚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流是肯定的。进入汉代考古就有少量发现，再往后到魏晋时期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这种结构的金属腰带，即前面有一个像今天的皮带扣似的结构，上面有装饰牌，末梢处还有一个长长的尾。出现在晋式金属带具上的兽样，是保护宇宙免遭不祥，维持其秩序正常运行，带给人们长寿、子孙繁盛、富裕的形象，并在希望维持宇宙秩序、现世繁荣、生命永恒的思想下，形成制作规范被一直沿用。由此可见，晋式金属带具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，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物。
至于这种腰带何以会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，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出现？张学锋认为，晋式金属带具，用了东晋、西晋的“晋”，本身就跟中国的六朝有关系。这种带具很明显是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，但是在中原西晋时期文明的大舞台上，被凝练成了一种模式，其源头在外，但模式是我们自己的；后来，又凭借着中原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往四周传播。“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。”
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中国东部以淮河为界，淮河以北种的是小米，是旱地，过了燕山，过了太行山，基本上就是草原了。南方地区的背后是什么？是大海。所以北方地区背后是一直可以延伸到东欧草原的广阔区域，南方地区背后是可以延伸到东南亚、大海，甚至延伸到印度洋的一个广阔的区域。”张学锋指出，作为不同文明在中国东部碰撞的舞台，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自诞生以来就没断过，其一大原因就是我们不停地在吸收文明，不停地在总结，不停地在改变自己，然后再影响别人。
神兽六朝“龙”在融合中形成广阔的交流圈
在中国，“龙”的概念和图像具有悠久的传统，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神兽。专家认为，龙形象的普及，以及在造型艺术上的成熟，也是六朝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。
自唐代以来，龙的形象在造型上表现为：张开的双目、长而大的口部、较长的双角、强而有力的四肢、锐利的爪、修长的身体上覆盖铠甲状鳞……这种形象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。其时，龙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器物之上，包括在这一时代的金银器、玉器等各类文物上。在墓葬壁画中也描绘有巨大的龙的画像，形象极为丰富。
在毗邻南京的马鞍山，在一东晋中后期墓曾出土了两件玉璜，其表面分别刻画有“青龙”“白虎”图像。其中，青龙头部有着突出的三角形狭窄前额、横置等腰三角形的眼睛，眼睛中没有眼珠，口部张开，上下颚翻卷着。建造于东晋中后期（十六国时期）的甘肃高台地埂坡墓葬群中的一座墓，出土了龙形金簪饰，其形象是正在飞驰的龙形兽，口部前端吐出舌头或云气，其整体造型采用了拉丝工艺，四肢的重叠、尾部呈螺旋状上升，以及翅膀等，都表现出一定的立体感。
汉代至三国，龙的图像更多呈现出古拙、简朴的特征，龙的造型发生急速变化始于两晋时代。其时，由于普遍采用线描、透雕的手法，龙在图像形态、细节表现等方面都更为精致、飘逸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其造型与表现手法获得了显著发展，龙的图像出现了为后代继承的典型造型，并在当时多样的地域、民族广泛交流的时代背景下，形成了文物的地域性及造型表现上的融合，这就使得装饰有龙的文物广泛分布于这一时代中国各地和周边地区。
专家据此认为，从龙图像的传播，可以推定六朝时期中国及其周边地域构成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圈、交流圈，从而折射出其背后存在着多元且相互交融的社会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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